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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人从小就没什么志气。
当别的小孩都嚷嚷这长大要当什么科学家、大明星的时候，我则傻乎乎想当个兵，你可千万别以为我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其实是因为那时大家从小穿的就是绿军装，而我那时候最大的渴望就是穿一身带肩章带杠带星的军装，我的小脑瓜曾经固执地认为穿着军装端着枪那就叫一个酷。和小伙伴玩什么兵匪游戏，我绝对是兵，而且是领导，所以让我光荣地拥有了“司令”的外号，这是我一生为之骄傲的事情，因为恐怕这辈子是再也达不到这个高度了。有一次我淘了件国民党军官装，很烂，但宽皮带一扎，找不到军帽我就整了个鸭舌帽一带，反正我觉得挺帅，那些大人见到我都直乐，我那个激动啊！整得小脸都红扑红扑的。我一直都认为那是我一生中少有的光辉时刻。
渐渐长大，学习还没咋的，眼睛给整近视了，这下当兵是不指望了，当然主要还是我听说当兵挺苦。既然戴了眼镜，那怎么地也算个斯文人，既然是斯文人，胸无点墨怎么对得起这副金丝眼镜？于是我就看书，逮什么书看什么书，开卷有益嘛！看着看着我就想写点啥。写着写着我就想——当个作家也挺风光啊！——我发誓这绝对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抱有如此远大的理想。我就到处投稿，忙不亦乐乎！稿费有没有收到过我记不大清了，我只记得有一天我妈一脸忧郁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儿啊，家里有点困难，你看是不是少买点邮票？”又渐渐长大，到了春心荡漾的年纪，我发挥了毕生的文学天赋给一位可爱的姑娘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长信，我是偷偷塞给她的，谁知一不小心传遍了全校，我为此憔悴了不少，险些少年白头。但正如塞老头说的凡事有好有坏，从此找我写情书的人络绎不绝，我也就此解决了午饭问题。我也俨然成为了爱情专家，哦！天啊！我对着毛主席发誓我绝没有早恋！可是渐渐我的午饭还是没了着落——现在谁谈恋爱还写情书啊，说你“老土”还是轻的，我有一次被指着鼻子骂“变态”！
好不容易上了大学，一不小心成了天之骄子，自我感觉良好了没几天，我就发现我算根草啊！现在不是50年代了，于是我又只能夹起我的尾巴。诺大的校园找不到我撒狂的地方，我那个郁闷啊！终于我发现那些登台表演的人最风光，好！咱也干这个，虽然我有点五音不全，那就搞摇滚嘛！能嚎就行，这点我还是有自信的。我把头发留长半个月不洗，裤子是不是牛仔都磨破，扛把破吉他，就这样一个高尚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摇滚青年诞生了！但可能是我的音乐风格太过后现代，一般人都无法理解，导致四年来我也没摸到上台的机会。最辉煌的时候是在毕业前，我们几个有志青年拉着破锣烂鼓在操场上摆开了场子，疯狂的表演吸引众多同学，关键还有不少经管院的漂亮的美眉，我那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可惜校保安队不解风情，让一场盛宴草草结束。我现在常常郁闷——我当时咋就不搞通俗呢，你看如今《大鼠爱老米》、《两只苍蝇》多红！人啊，一定不能选错路！
赚了，花了，又赚了，又花了。。。我发现赚的总没花的多，漂亮女人花的更多。冲动了，郁闷了，麻木了，茫然了。。。我现在真没什么太多想法，免得让人说老大不小了还那么幼稚，我现在就想多赚点钱，但怎么就能多赚点钱我目前还没整明白。于是我抑郁了，于是晚上睡不着了，于是我只能数数睡了—— 一百万、两百万、三百万、四百万、五百万。。。。。。
中国人的五大思维缺陷
童大焕—2011年9月15日星期四
中国人赶时髦喊口号很起劲，连什么是智慧都还没搞清，很多城市已经喊出建设“智慧城市”口号了。智慧（Wisdom）是指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不只是情感和愿望，更是指对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显然，智慧是一个现代人应对高速变化的社会的基本智力和能力，把城市的信息化网络化定义为“智慧城市”，除了商家的哗众取宠，也暴露出城市管理者的急功近利与对“智慧”的无知，或者说，把“智慧”的地位看得太低了。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落后首先表现为精英的落后，精英的落后又首先表现为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的落后。具体而言，中国人有五大思维缺陷：一是不读书不学习，爱耍小聪明而缺大智慧。二是严重缺乏逻辑和数学思辨能力。三是爱贪占小便宜的心理常使他们利令智昏。四是难以割舍的“救世主”情结使他们不断走向被奴役和自我奴役之路。五是只问目的不问手段使这个社会自由、公正、高效率的规则很难真正建立起来，陷于内耗和动荡而不能自拔。其中最要害在于逻辑和数学思辨能力的匮乏。
中国人爱耍小聪明而不注重大智慧。2010年我国国民年人均阅读图书只有4.25本。而同期发达国家的人均年阅读量都在10本以上，以色列、丹麦、瑞典等国甚至高达四五十本。中国是个酒肉之国而非阅读之国，甚至有很多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因酒肉过多而“为革命伤身体”。人的差别在业余时间，尤其是晚上8：00到10：00。但中国人信奉“关系就是生产力”，多数业余时间耗在吃喝、打麻将等应酬上，那是为了结交关系。向复杂的人际关系借力，而不是向知识、智力、规则、规律和时代发展潮流借力，属于耍小聪明而缺大智慧。
中国人普遍缺乏逻辑和数学思辨能力。缺乏逻辑和数学思辨能力的民族，就是遍地博士也改变不了低智商的命运。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度，这个国家七成国民是文盲，但其位于世界尖端的IT产业和生物制药业却十分了得。这个国家就是印度。
当中国各地都在热火朝天地努力招商引资做世界工厂的时候，印度却在那儿悄无声息地为世界“生产”一流的智慧和大脑！印度的秘密在于，教育首重逻辑，从小到大，没有标准答案的教育方式，更有助于从根本上培养完整的思考能力及逻辑方法。在印度，不论是哪一类型的课程，考试的方式一律都是申论题。非对即错、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对于印度学生来说可能是不可思议、极度陌生的。
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谈美式教育时也认为，思辨能力的训练才是美式教育的灵魂。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课堂表述和辩论，自托儿所开始，老师就给小孩很多表述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跟别人辩论。另一方面，就是科学方法这项最基本的训练，多数校区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时都能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这不仅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作为选民做好思辨方法论准备。“别小看科学方法训练的重要性，因为即使到现在，我经常碰到国内的博士研究生，甚至是所谓的科学家，从他们做研究、思考问题、写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真的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和基本做法。”“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公民、思辨型公民。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恐怕只能继续是给世界提供低级劳动力的工厂。”
早在一百年前，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先生就认为，西方文明、民主、富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逻辑的发达，中国人要学习西方文明，首先就要从逻辑开始！
一个人失去逻辑思辨能力，一个人就失去独立思考和创新的灵魂；一个国家和民族失去逻辑思辨能力，这整个国家和民族就失去独立思考和创新的灵魂。
三是爱贪占小便宜的心理经常使得他们利令智昏。中国人多爱贪占小便宜，尤其是占公家便宜时脸不变色心不跳，开着宝马奥迪住经济适用房毫无愧色。四是难以割舍的“救世主”情结使他们不断走向被奴役和自我奴役之路。贪占便宜心理和“救世主”情结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因此可以结合在一起来说。房价高，他们就一再呼吁政府提高越来越多的保障房，然后挖空心思申请或者骗购到一套远低于市场价的保障房。他们总希望有一个全知全能至善至德的神替自己安排好一切。这叫利令智昏。他们不去想另外的问题，政府是不创造财富的，只分配财富，政府掌握的分配权力越大，腐败可能也越烈：同时政府分配还要大量行政成本，这一切都要摊在纳税人身上。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在这里点了点小便宜，一定在那里被政府收了更多的税。
中国人似乎都是贱骨头，受虐狂。物价高，呼吁政府加强监管；食品安全，呼吁政府加强监管；环境污染，呼吁政府加强监管，总之不管遇到什么麻烦，都是呼吁政府加强监管，把政府当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善的神。其实多数时候，政府是麻烦的制造者而不是麻烦和问题的解决者。现代政治学理论认为，政治是必要的恶而不是必然的善。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的一个数据可以作为上述判断的实证：从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推算，中国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此数据量化了中国的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所以，一个海晏河清的社会，首先是要全社会盯紧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而不是让政府拥有无限权力，让权力来处处钳制市场和民众。
社会遇到危机，个人遇到麻烦，老百姓首先就会想求救政府。这种思维定势只会加剧权力的扩张，只会使市场和个人的自由越来越小，如哈耶克说的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如鲁迅说的是中国人只有“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中国还有一句普遍到近乎口头禅的话，每当遇到什么问题，总把责任推给“国家太大，人口太多，管不过来。”典型的受虐狂特征。试想，既然管不过来，那么把国家整成邦联制如何？再说，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不论人口多少，官员都只能是少少数，所谓管，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一个人一辈子都有无数种活动，都需要官员来“管”，哪里的官员管得过来？还别说官员并不是道德高尚的天使，反而是所有人都是“一有权就变坏”的魔鬼！
中国人第五大思维缺陷，是价值观混乱，有奶便是娘；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比如对于“打工皇帝”唐骏假学历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英雄不问出处”，唐骏已经够成功了，成功到可以不必理会此类质疑。说到底还是胜王败寇。对张悟本伪造履历，人们戳破脊梁骨；对“够成功的唐骏”，许多人又是另一重标准。
回到深圳前就想写一篇关于襄阳民风日下的文章了。其实并无攻击襄阳的意思，只是希望可以引人反省。我相信在中国很多地方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也是制约当地发展的重要问题。
古城襄阳发展的现代缺憾
中秋节回襄阳一次，虽说走马观花地体验了下襄阳的生活，但那里民风日下的发展状态却仍然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小城市并没有因此将传统的优良风气延续和发展起来，反而是一股脑全丢尽了。在金钱浪潮的冲击下，古城的人民都不再淡定了。那些率先放弃朴实、诚信的人暴发了一下，于是人们蜂拥跟进，传统道德被大家践踏在脚下，踩了个稀巴烂。所以，在襄阳，已经没有多少饭店是在以诚信来经营了。街边的小排档、小吃摊，再难以做出可口的早点。只要有一家早点摊带头用了地沟油，其它的要想生存只好跟进；只要有几家早点摊带头偷工减料了，其它的要想生存也只能减少份量。其它市场，也是如此；总之，大家纷纷把心思用在了如何甩小手段赚昧良心的钱上面，而不是用在提高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上面。所以，如今的襄阳，本地的市场、服务业几乎是死水一潭。最典型的明证就是今年上半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曾经报道的襄阳光彩大市场钢材市场卖劣质钢材的事件。在该市场，劣币驱逐良币，好钢材根本没有立足之地，以至于没有一家商户经营合格的钢材。
而农村也同样因为资本的侵袭而成为道德衰退的重灾区。村民关系都很僵硬，邻里互相防范。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被无限放大，被想象为是对自己利益的觊觎。谁也不希望别人比自己多捞到好处，谁也不希望自己比别人少捞到好处。每家每户都互相攀比，在虚荣心的助长下自吹自擂。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互不相让，必然争个你死我活。在这样的心态下，本来是淳朴、善良的农村，却是一片乌烟瘴气。
而襄阳的政府治理同样一塌糊涂。尤其是在农村基层治理上，村民已经自发形成了牢不可摧的共识：不送礼办不成事。而基层官员，由于短视和自身素质的浅薄，也非常容易陷入不给钱不送礼不办事的误区。在基层群众眼里，不送礼来走程序的人是脑子有问题，是不按规矩出牌。这样的观念，虽然形成时间并不长，但似乎已经根深蒂固了。
在这样的道德生态下，本地人的社会形态已经瘫痪。政府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从外地招商上。现实也是如此，本地瘫痪疲惫的市场，只能坐等知道应当靠诚信来经营的外地人来收拾残局。而但凡外地商人过来，一般都能很快地营造一个新气象，快速激活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市场氛围。
但很明显，要靠外地人来改善本地生态的境地是非常值得当地政府有责任感的官员深思的。一个再能抓经济的官员，在民风破败的地方，也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因为大家都短视，都不思长远，结果便可想而知。所以，襄阳的市委书记、市长是否应该反思如何自上而下坚持改善民风呢？
